他是一个流离失所的人，一个没有明确社会阶层归属的人，一个极致的浪漫主义者，一个饱受自我毁灭情结摧残的人，他将这种自我毁灭倾向转化为自己的艺术作品……他是洛尔迦。被诅咒者就自身而言存在缺陷；而对社会而言，他具有一种溶解的力量。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于19世纪末出生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于西班牙内战中被杀害。他被誉为西班牙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对世界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洛尔迦，被诅咒的诗人》这部评传中，作者用独特的视角，在西班牙诗歌传统的脉络和现实社会背景的观照中，对诗人洛尔迦进行了尖锐、生动又果敢的研究。他破除了长期以来关于诗人的神话、臆想和谣言，让我们走近真实的洛尔迦——不再是写诗的安达卢西亚天才少爷，而是一个在注定迷失的诅咒中期望通过创作获得救赎的异类诗人，在对“恶”的深刻理解中写下“生命不高贵，不美好，也不神圣”。而“被诅咒的诗人”既指向个体、内心、创作，又指向一种存在主义的宿命。
传记画像
因此，我所做的不是在杂乱的历史里仔细翻找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将被诅咒的文学作为人类创造出的独特产物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一个人如何在沉沦毁灭中拯救自己，把自我的放纵消沉变成一件艺术品。即使是被绝对否定的艺术——洛尔迦并不在此列——就像戈雅的画作或是萨德的小说，也会因为被否定而成为艺术品，成为丰富了文化遗产的瑰宝，得到莫大的肯定。浩瀚无边的文化主体可以吸收一切，既然没有什么能够击垮它，一切便都会使它更强大、更多样，影响更加深远。
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艺术是个体唯一可能获得救赎的方式，而被诅咒者的境遇会印证这一点。我们这个时代里对社会艺术的所有假设和主张都是成立的，前提是要将复数改为单数。艺术的确应是一种救赎的手段，但它是对艺术家自己的救赎，其他一切都是抒情的空想。从未有一本书或者一幅画拯救过任何人，除了作者自己。艺术和文化要么为自己辩护，要么无须做任何辩解。艺术的伟大恰恰在于它对人类的切身利益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毫无用处。让艺术为某种事物服务，比如为政治或者为社会服务，就是把艺术变成附属的工具。这既是背叛社会，也是背叛艺术。最容易对此愤然作色的正是被诅咒的诗人，某种程度上，他对这种充满戏剧性的无用极为敏感，并将其视为一种诅咒——“我们将永远多余”，萨特写道。而他正是一个被理性所拯救，又因理性而迷失的被诅咒者，就像旁人出于激情迷失自我或得到拯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