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击败多少人，才能被“录取”？

01

在明清两代

需要击败多少人

才能获得高级读书体验？

科举考试，古代拣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有“古代高考”之称。科举制到明清两代完全成熟，成为读书人，尤其是寒门子弟进入仕途和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一场完整的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等大大小小的数场考试。

每通过一场考试，就可以进入更高等级的官办学堂读书。从县学，州学，府学，到国子监。

古代学子的求学之路可谓过五关斩六将。打怪升级难度Max，能够通关摘星的王者只有寥寥。

获得“准考证”有多难？

在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明清时期，考生不需要打印数十份准考证放在不同的衣服口袋里来预防忘带准考证的尴尬。而是通过一次次考试来获得准考资格，即童试，也称“童生试”。

在获得“秀才”的纪念勋章并记录在册之后，才有资格参加真正的考试——乡试。

那么获得这张“准考证”有多难呢？

童试共分三场考试：知县主持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提学官（省教育厅厅长）主持的院试。

有明一代，读书入仕风气大盛。到了明末，教育发达地区的县试考生多达两三千人。明末上海县“一时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

但是录取率却没那么乐观，普通县只取60-70人进入县学。而考生两三千的上海县录取了227人，也仅仅是报考的十分之一。

通过了初选，考生们就要准备之后的府试，几县的学霸汇集到一处，最后每府也只有100余人可以杀出重围，接受提学官的拣选。由于场面太过“血腥”和“残忍”，这场考试又被称为“府关”。

这恐怕也是众多考生心中的一场劫难吧。

院试的录取率要比前两场考试高得多，大概一半通过府试的考生都可以进入心仪的官学学习知识。但对于府试的第一名来说，院试只是一个过场，毕竟优秀的学生往往是考官们心仪的对象。

通过三场考试之后，童生们才可以获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最基本的资格。到了清代，由于科举取士的风气更加盛行，大量民众选择读书科考方式进入社会，童试的录取率再创新低，大概只有1%的读书人可以脱颖而出进入乡试的考场。

清代某地方志中也提到，“六十年来（指康熙年间），山陬海澨，莫不家弦户诵，直省应试童子人多额少，有垂老不获一衿者。”而现在，更激烈的竞争之路才刚刚开始。

真正的考试

经过数年的苦学，秀才们终于可以在各府县的方志上留下自己的姓名、换上代表社会地位的“襴衫”。然而考验远远没有结束，反而迎来更大的挑战——乡试。

乡试普遍被研究明清科举制度的学者们认为是“竞争最激烈的一级考试”。通过这次考试就意味着从一名平平无奇的学生转变成官场中翻云覆雨的弄潮儿。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人们对此趋之若鹜的原因。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就是当时社会的写照。他兢兢业业参加了20多场乡闱，直到54岁才中举。中举之前连社会地位极低的杀猪胡屠户都可以对他嗤之以鼻。

而中举之后，范进则摇身一变成为公府知县等高阶层的座上宾。推杯换盏间，与高官贵绅以兄弟相称。

令人感到讽刺的同时，也从侧面显现出乡试战况之惨烈，读书人不同社会地位之悬殊。而残酷的录取率也使得像范进这样精神失常的情况并不鲜见。

江南乡试第一场考题图源：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据统计，明代270多年间，除了洪武到永乐年间，由于政权初建和更迭导致朝廷求贤若渴，乡试录取率大概在20%以上，甚至一度达到50%。

之后因为读书风气逐渐盛行；以及朝廷为避免冗员冗官情况的发生，乡试录取率每况愈下。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海选的学生们在与更强大的对手过招时，胜算又小了一成。

明代各时期乡试平均录取率如下：

宣德（6.48%）、正统（8.33%）、景泰（11.21%）、天顺（5.47%）、成化（5.83%）、弘治（5.35%）、正德（5.24%）、嘉靖（3.49%）、隆庆至万历中期（3.29%）、万历中后期（2.64%）、天启（2.23%）、崇祯（2.07%）。

明代不同皇帝都对乡试录取率发布官方指南。各地被要求按比例录取举人。

杨荣所撰永乐十六年《进士题名记》：“夫当大比之秋,京郡合国子监及畿甸之士,天下布政司合所隶郡邑之士，三试之，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10%）；

嘉靖四十三年闰二月，明廷规定“各处科举名数务照原定解额，每举人一名，取应试生儒二十五名”（4%）；

隆庆元年到万历十九年，“每举人一名，取科举三十名”，官方比例1/30（3.33%）。录取率大规模下降。

但实际情况更加复杂和艰难。以明代应天府（应天府乡试的地区大体为今天江苏、上海、安徽三地）为例。大概是因为陪都京畿之地，学子众多，应天府是明代乡试录取数最多的地区，每科录取135人。但可以考证的数科乡试录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值，可见学子之众。

更可怕的是：每次新开科，报考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天顺三年（1459年），应天府报考人数仅仅2000人，录取率6.75%。

而到万历四十年壬子科。据《续南雍志》载，万历四十年应天府尹汪道亨曾说到当科“南监就试者一千九百有奇，生员逾五千”（共6900人）。当科录取率仅为1.96%。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描述了一下当时科举的盛况“合天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其他地区的乡试中举率同样寥寥，明末浙江乡试“合浙士二万，拔四十人”。

而备受朝廷照顾的少数民族地区，录取率同样因为报考人数的陡然增加而急速降低。以贵州为例，嘉靖十四年（1535年）贵州地区独立开科。嘉靖十六年乡试录取率大约为3%，而到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这个比例下降到0.5%。

真·人生赢家

《登科后》孟郊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会试是明清两代科举的最后一场考试。经过地方乡试选送上来的举子在京师答完最后一张试卷后，就完成了他们所有的考试（殿试无黜落）。

因为一些人在通过乡试后就中止考试之路，准备为官。所以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在会试后登榜封官。整体来看，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会试的录取率远高于乡试的录取率，故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说。

明王宠楷书送陈子龄会试诗页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明初洪武四年辛亥，应试189人，录取120人，录取率为63.5%；和最低的永乐十年壬辰科、宣德五年庚戌科、天顺四年庚辰科，低至5%。洪武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之间，在可查到有准确记载的63科会试中，平均录取率为8.6%。

明代中后期，录取人数稳定在300左右。相比于乡试录取率的下降趋势，会试录取率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种稳定却恰恰来自于竞争日益激烈的乡试考场。

明代连中三元铜镜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藏

通过几场“厮杀”的考生们“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从此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不再遥不可及。据统计，明代阁臣总数的79.6%是由进士群体构成的。

明代中央政权机构的要职“非进士不畀”。历朝历代都有榜下捉婿的习俗。连违法犯罪之事也可从轻处理。《明太祖实录》载：“监察御史郑祖奏：梧州府兴业县知县王献，县丞曾玉容皆由进士授官，而征输税课违期，请逮问。上以其进士特宥之”。

02

中国现行高考的录取率变化

中国现行的高考政策从1977年开始实行。最初，由于大量考生堆积，导致第一年有570万考生报考。因此该年的录取率很低，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称。

1977年，大学、大专、中专共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为4.74%。如果抛除大专、中专，大学实际录取率仅为3%左右。录取者可谓是“天之骄子”。最初四年，录取率仅为个位数。

从1981年之后，录取率不断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录取率涨至20%-30%，而到了新世纪伊始，高校录取率一跃增至50%以上。2011年之后，录取率已经达到了70%，有些地区的高校录取率甚至达到了90%。

虽然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出生率下降和出国留学人数的增加等原因，有些地区的高考考生数却不断减少。以江苏为例，从2011年起，江苏高招计划下降5.26万。但录取率在2015年已经达到88.8%。

03

优质高校的录取率

虽然高校录取率不断增加，但是优质高校的入学门槛却丝毫没有降低。985，211和“双一流”院校成为吸引高质量学生的金字招牌。

以211院校为例，仅仅112所高校仅占我国现有170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的6%，但承担了全国80%的博士生、60%多的硕士生、50%的留学生和30%多的本科生的培养任务，拥有85%的国家重点学科和96%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占有70%的科研经费。

但是想要进入这些优质院校却非容易之事。这些优质高校的竞争尤其强烈。2004年，“985”一期工程包括的34所高校只录取149656人，当年全国普通高考报名人数为7294560人，仅有2.05%的考生被其录取。

一些人口大省，由于考生众多，也使得上优质大学的机会减少。

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

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3》的统计数据，2012年，人口超过3000万的省份有19个，其中安徽、广东、广西、河北、河南、湖南、山东、山西、四川、云南10个省份的“211”高校录取率低于全国平均录取率。

尤其是广东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其“211”高校录取率仅为2.55%，比全国平均录取率低1.66%；山东是第二人口大省，其录取率仅为3.92%，低于全国平均录取率0.29%；河南是中部地区人口最多的省份，录取率仅为2.52%，在全国排名垫底。

另外由于高校地理位置的原因，很多优质高校愿意更多向本地考生倾斜。这种现象在除北京上海外的区域尤其明显。“985”和“211”高校本属地的招生比例可达20%-30%。很多考生也更中意在本省的熟悉环境下读大学。

04

大学生真的是白菜吗？

随着高考报名人数和高校录取率的不断增加。大量的青年人涌入大学校园。四年的青葱岁月后，他们发现自己并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甚至毕业即失业。

很多人担心就业市场中接受高等教育者持续走高会降低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大学生越来越廉价。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在欧美等相对成熟的教育体系中，也经历过“扩招”。美国高教在1970年后需求暴增。人力市场中的大学生持续增加。1980-2000年，美国大学生占劳动比例从19%增长到25%。英国也从5%到17%。实际上，学历与工作效率呈正相关趋势。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其与非大学生的工资差越来越大。

根据英美等国家的模型分析，高教人口占比提高1%，收入提高0.72%-0.75%。学历高意味着社会投入的培训时长越短、成本越低。美国25岁以上人口的高教率为45%。

而目前，中国14亿人口，高教率尚不到10%，本科率只占4%，优质高校可能不到1%。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2020年，中国正日新月异的发展。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使得产业结构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更需要专业人才。

而“白菜”比喻的出现，恰恰是因为在转型换代的时期，旧产业尚未跟上时代的步伐，产业发展不足导致无法创造足够的岗位消化毕业生。这也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短板。而越来越快的产业更新换代，相信这些比喻会和用途单一的科举制度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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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观察者网，《高考生破千万，大学生太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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