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入小说的迷宫，寻找现代性的出口

作者为本书新撰写了一篇九万余字的代前言《小说与个体》，提出以想象作为克服个体的彼此殊异性的新途径，以抵抗技术主义对人性的吞噬，产生一个“同情”“共情”甚至“友爱”的世界。

代前言：小说与个体（节选）

小说故事始于大灾难，喻示了灾难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有序的古典“世界”的坍塌。现代个体所面对的，是一个灾后世界，是一片浑沌，或者，混乱，正如尼采所说：

世界总的特点永远是混乱，这并不是说没有必然性，而是指缺乏秩序、划分、形式、美、智慧以及一切称之为美的人性。

千百年来被当“真”的存在秩序崩塌了，从散架了的“整体”中散落下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孤独个体。大灾过后，世界剧变：“过去”的一切——“古典”的规则、信念和生活方式——统统被毁弃了。个体孤零零地被抛入一个无序的、浑沌的世界，即一种个体世界，其一切作为皆不得不首先以个体之生存为目的，至于其他一切，包括“过去”的遗存、有关“过去”的种种回忆，也都只是个体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野草”便是飘零的现代“个体”的象征。

灾难是现代思想的开端。从此，现代人一劳永逸地——或者绝望地——告别了永恒不变的、封闭的整全性。小说应此厄而生，它所关怀的是无“家”可归之现代个体之命运，诚如曼德尔施塔姆所指出的，小说是“引起读者对个体命运感兴趣的艺术形式”，“小说如果缺乏对个体的、人类的命运的兴趣，缺乏对情节及其所有辅助性主题的兴趣，也就毫无意义”。而个体的命运则与古典“世界”之崩溃密切相关，卢卡奇便是后来对小说予以界定：“小说是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小说英雄的心理状态是魔力。”《堂吉诃德》之所以被奉作欧洲小说第一部，是因“塞万提斯决意戳穿‘神圣的’骑士传统”。如同《水浒传》揭示了“江湖”的兴起和“庙堂”的瓦解一样，《西游记》则解构了“神-怪-人-兽-草木”的整体秩序。它们都构成了小说的开端。

古典“世界”的瓦解，是个体诞生的契机。“失群”的，或者与“过去”相脱节的个体，成为了“新人”。荣格说：“现代人是一种结构新颖的人类，现代问题是一个刚刚出现、其答案在于未来的问题。”“新人”所面对的新问题，即现代个体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孤独个体，何以自处、如何建立与旁的个体、与世界的新关系。小说一方面回顾了那造成现代个体之诞生的大灾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探讨这些孤独个体的存在状况、处境和出路。

早期小说往往把个体的诞生，视作一种偶然或例外。新的个体世界，被安置在古典世界的边缘或外部，如鲁滨逊的孤岛，或者《水浒传》里的江湖。在新世界中，个体必须奉行一种有别于“过去”的新的行事原则。与古典“世界”的脱节，意味着他们无法从“过去”的被当“真”的存在整体中获得伦理和其他原则，他们得自己确立自己的生活法则。“个体”所拥有的，唯有他自身。他只能把自己当“真”；一切价值，也都只能源于他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终极裁判者，也没有终极拯救者。惟能立足于自身，是“个体”概念的要义。

“个体”，本义是分离出一切可分者之后所遗留的不可分者。威廉斯以为，“个体”的“不可分的”本义，与其与他者的殊异性、与众不同的单一性等现代义相矛盾。其实，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他者”之“殊异”亦即“相分”。“个体”在本质上区别于一切“他者”且与之无本质上的关联。“个体”只关乎自身。“个体”唯能将自己当“真”，导致了一种寻求自我实现的个体主义。丹尼尔·贝尔指出：

对于“你是谁？”这个典型的身份问题，一个墨守传统的人通常回答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今天的人则说，“我就是我，我是自己的产物，在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中我创造自己。”这种身份变化是我们自身的现代性的标记。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认识和身份源泉的是经验，而不是传统、权威和天启神谕。甚至也不是理性。经验是自我意识——一个人同其他人相形有别——的巨大源泉。

贝尔道出了人的自我理解的古今之异：在古典世界中，“我”是在一个既有的、先在的整体秩序中的一部分，认识“我”在此一秩序中的位置，是“我”成为人的条件；而对现代个体来说，“我”是“我”的创造、“我”的产品。在前者，“我”的身份或认同，是一桩既定事实，应该得到认识；在后者，“我”的身份或认同，只与“我”相关，是内在的、个体性的、自我创造的。总之，前者之“我”，是一个本质上的“观者”；后者之“我”，是一个本质上的“作者”。对前者而言，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自我认识；对后者而言，自我创造才是根本重要的。

现代之“我”孤单地、孤立无援地存在于浑沌之中，为生存而不得不攫取“我”之外的一切，视之为“我”的资源，作为实现“我”的手段或工具。《水浒传》中的“魔王”，靠王进遗留的武功，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靠想象和运气，鲁滨逊靠理性规划及“过去”残留的物质或精神“资源”。个体在得到“资源”时，好比影片《东京圣战》里那些学生所得到的“武器”，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因此，是不可以拿一套普遍标准，来称量那些在偶然性控制下获得不同“武器”的个体的行为的。没有一种存在能为“个体”负责，又如何要求他为他物负责？

就个体自身而言，他是绝对的，是世界的主人公。可以说，现代个体比古典悲剧英雄更不同凡响。面对灾难，悲剧英雄依然执守固有信念，灾难不会造成他对永恒价值的信念的动摇，甚至灾难恰恰来自他对信念的执守。因此，悲剧诗人笔下的英雄固然独特，却不失为普遍之存在秩序的一分子，他个人的灾难，不仅无损、甚至还确证了这一秩序的永恒性和不可动摇性。悲剧英雄以其行动确证普遍法则的永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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