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监狱号泣：“我被老孙所算”

明冤.第二章.③

熊廷弼曾有一段话：“凡事要预先拿定主意，硬定脚跟，壮定胆气。主意定便不惑错，脚跟定便不忙乱，胆气定便不怯惧。”[1]

他对辽东战局也正是如此，但某种程度也正是因为他硬定脚跟不动摇，招致推行对立路线者的敌视，引来杀身之祸。若说广宁未失时，是否该死守关外，熊廷弼态度还有暧昧之处。那到了广宁溃败后，熊廷弼态度已异常清晰坚定。甚至在奏疏里直接说为国家万全之计，自己宁可入狱，也绝不出守关外。他的这种坚决态度，也造成了他从本可重新被起用的高官，沦为阶下囚。

退入山海关后，熊廷弼一开始受到的处分仅是“革职回籍听勘”。他本已回家乡，但觉得不在京城，事情说不清楚，就主动跑回北京。这一回去，孙承宗等人就不能放过他了。我们不妨先看看熊廷弼受审的经过，当时审问熊廷弼、王化贞二人的是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

王纪和周应秋两人我们或许不熟悉，但邹元标可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早在四十多年前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中，当时还是小伙子的邹元标，写了一篇奏疏，里面骂张居正“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2]。把张居正骂成禽兽不算，对皇帝也极尽刻薄。挖苦嘲笑万历说张居正死了爹离开三年，你就受不了，那要张居正自己死了，你该咋办呢？为了让这份谩骂性质的奏疏被皇帝看到，以便领受八十廷杖，他甚至不惜贿赂太监。

其人可谓铁骨铮铮，嫉恶如仇。后来他读书讲学，成为东林党著名的招牌人物，名气之大，声望之高，比之顾宪成、高攀龙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天启初年，已是正人君子的代表，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了。

有这样一位以品德高尚著称的大人物坐镇审理熊廷弼和王化贞，自然是公正无比。审理的过程很有趣，按说熊廷弼此时已是犯人了，就该跪在那里。可熊廷弼还是很倨傲，他只是稍做样子跪了一下，就马上站了起来。接着他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起自田间，复任经略，原议驻扎山海，无驻扎广宁之名”[3]（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他这么一说正触了这批以积极进取自命的官员忌讳。王纪、邹元标、周应秋给熊廷弼、王化贞定死罪的判决书可谓是煌煌大文，义正词严：

皇帝如此提拔重用熊、王二人，待遇算是优厚了。两人一向自命为豪杰，就应该感恩图报，同心协力灭了后金。结果想不到互相斗气，大闹一场，就把国土拱手送给了后金，最后一逃了事！

王化贞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广宁危如累卵的时候，独力支撑了八个多月，谁不同情呢？可惜为人朴实，不懂兵法，想利用蒙古人反被蒙古人利用，想利用间谍，反被间谍利用。孙得功这样的人每天围在他左右，被骗得团团转。吹牛说要渡河决战，结果一打起来，敌人的骑兵还在百里之外，就丢下广宁，一个人骑着马连夜逃走了。可悲啊，王化贞空有忧国之心，扫平后金的志气，却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已至此，罪责难逃，只能定死罪了（宜伏上刑）。

至于熊廷弼的才能、见识、气魄，都自负天下无人能及，不可一世。过去镇守辽东而辽东存，离开辽东而辽东亡，重要性不言而喻。再次出山担任经略，熊廷弼以卫青、霍去病自许，其他人也都把他看成是卫青、霍去病。皇帝也赐予种种优厚礼遇。然而刚出京城，熊廷弼就求得三方控扼之旨，当时有见识者就已经看出他有放弃广宁的意思(“其初出春明门，即徼有三方控扼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

等到达山海关后，说我兵不应鲁莽出战，说蒙古人不能完全相信，说的每一件都应验，料事之智，远在王化贞之上。可惜性格刚愎，为争论毛文龙功罪的事情，和王化贞闹得不可开交。成天就顾着唇枪舌战，把防守准备等事情都抛在了脑后。等金兵一来，就错愕不知所措，还火上浇油，飞书催促王化贞派兵出战，打得算盘无非是胜利了，成就我名声，失败了可以应验我以前的话。却不知身为封疆大臣，破坏封疆，国家自有法律制裁，再巧言辩解又有何用！前后矛盾，战或守都谈不上，就算想用过去不主张出战来求得从宽发落，能行吗？

如果广宁告急的时候，熊廷弼能坚决支援，平定祸乱；或者坚守右屯，收拾残局，为恢复国土做准备，那也能转败为功，就算死了，也是不朽。结果没有这样做，反而逃奔山海关，就算有盖世的气魄，也不足以赎回丧师失地的罪责了!

熊廷弼到了审讯的时候，还一副倨傲不肯服帖的样子，为什么不看看以前的那些经略的下场。扪心自问一下，你比杨镐还多了一逃，比自杀的袁应泰还欠了一死(“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如果杀了王化贞，而对熊廷弼从宽发落，不但不能让天下万世的人心服，恐怕就是杨镐和袁应泰都无法心服！应该用重典定罪，警示将来。[4]

这篇雄文真是泰山压顶，“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于是熊廷弼只能被判死罪了。（在《两朝从信录》里，这份判决书还多了一个最后部分，大意是有些人提议熊、王二人是国家的高级官员，可以赦免死罪，但这三个主审法官的意见是他们只负责定罪，至于赦免不赦免，这是皇上您的事情了。）

其中一句话非常关键“其初出春明门，即徼有三方控扼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这是《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的版本，在《明熹宗实录》中，这句话是“其初出春明，即邀有控扼山海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

那这个“识者”是谁呢？前面提到的御史苏琰应该是看出一些端倪来的，还有一个人，也必然看得出来，这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在熊廷弼入狱定罪起到的作用，比邹元标等人更为关键。这不是别人污蔑的，是孙的得意门生茅元仪写的《督师纪略》里喜气洋洋地将之作为孙的巨大功绩而写下来的。

大致情况是，一开始许多维护熊廷弼的人，不但不让他和王化贞一起入狱受审，甚至希望能再次任用他：“护廷弼者，不唯不使就理与化贞同谳，而且欲再任之”。在这个节骨眼上，孙承宗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说熊廷弼按照法律就应该和王化贞一起抓起来：“经臣熊廷弼，抚臣王化贞，罪可详核，法当并逮。抚字亦难再入，刚愎讵可重来？”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5]

孙承宗是深受天启皇帝喜爱的老师。帝师一句话，效力非凡，再加抓熊廷弼本就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于是熊廷弼只能入狱了。现在问题就来了，孙承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他和熊廷弼有什么私人恩怨吗？

答案是否定的！孙承宗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公心，是因为他和熊廷弼执行的战略有根本性的分歧，因这种分歧，导致他对熊的行为痛恨之至。熊廷弼革职回籍，不回来也就罢了，可偏偏他主动跑回了京城。不仅如此，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主张再次任用熊廷弼，这孙承宗就绝对不能容忍了。

正是因为决策路线的本质性分歧，导致孙承宗对熊廷弼的这个态度。有些人把孙承宗、袁崇焕定为主守派，然后把熊廷弼也定为主守派，然后认为他们之间即便不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也算得上英雄所见略同，志同道合，这是天大的误会和笑话。

殊不知孙、袁二人和熊廷弼推行的战略，根本南辕北辙。孙、袁二人是货真价实的主守派，对他们来说，守住任何可以守住的地方，是他们行动的根本原则。放弃一城一地，在他们看来都罪大恶极。不仅已有的地盘必须要守住，而且还试图通过修筑堡垒的办法，层层推进，守即是攻，一直守到后金的家门口，再把后金给封死堵死。

孙承宗给叶向高的信里说：“只守关门不肯出一步，是弃天下者，非独弃辽东也。”[6]而在许多人包括孙承宗眼里，熊廷弼也正是只守关门不肯出一步者。

朝鲜人的文集里保留了孙承宗一份奏疏内容的概括：

“（天启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见孙承宗题，今天下大议，专在于守关以内，且曰国家失河套大宁，不失为全盛云，夫辽东不复，则天下不安。欲复辽东，则关以外不可不守，而宁远觉华之议不可轻罢。竭天下之物力，养十万坐食之人，师老财匮，事久变生，天下安危，宁独在奴之来不来哉。臣岂不知与世浮沉，可以解众人之近忧，脱此身之后患，而臣既冒天下之安危，避忌不言，谁为皇上言者？臣既不能屈随阿世，正当去臣以定天下大计。”[7]

而熊廷弼与孙、袁两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来，守也好，战也好，都不是目的本身，如何把战略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才是真正的关键。辽、沈已失，再靠堡垒战术，死守据点只能把主动权拱手让人。这时候必须要战，战之前，不妨先退，必须先确保关内安全。这才是熊廷弼三方布置的实质所在。但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欲战先退的战略，孙承宗等人理解不了，接受不了。把熊廷弼抓起来定死罪，是防止熊廷弼东山再起最好的办法，孙的本意倒并非真一定要熊廷弼去死。

茅元仪说：“廷弼之入狱也，自公发之。廷弼尝号泣曰：我被老孙所算。”[9]茅断言孙承宗如能到关外修守宁远，熊之罪责更无从开脱，所以熊的党羽一定要阻止孙承宗出关云云：“今日可守，则昔日之弃，其罪愈张，狱不可脱”[10]。孙承宗为减阻碍，建议把熊廷弼等人流放就行，不必处死。一句原话是“边政之不便于诸臣者，便生议论”[11]意思是现在我孙承宗主动建议把熊廷弼等人流放，熊的党羽可以闭嘴了。

当然这也这只是做做姿态。熊廷弼得罪太多人了，东林党他也得罪，阉党他也得罪。处死熊廷弼名正言顺时，不拼命推一把，难道还等熊廷弼东山再起，继续和他们作对？

煽风点火催促尽快处死熊廷弼的人当中，就有孙承宗的门生茅元仪。天启二年八月，原任南京礼部尚书孙玮接替王纪接任刑部尚书，茅元仪专门给孙玮写了一篇文章，游说其赶快杀掉熊廷弼：

“今日之狱孰有大于大臣背恩弃千里之疆者乎？发其奸则首于前司寇王公（指前刑部尚书王纪），成其狱，亦在前司寇王公，岂非天子守法臣哉？”

“大臣不当死则释之，当死而久置之犴狴，长天下之侥幸，启撵毂之奸萌，皋陶之典刑，固如是乎？国家之成宪，固如是乎？”

“今逆形著矣，大狱具矣，公不穷究其叛逆，而止以失封疆坐之，尚不足以尽公之官守。而岂忍使跋扈于囹圄之中，遗君父以大忧哉？”[12]

仅仅坐熊廷弼以失封疆之罪，茅元仪还不满意，希望给熊廷弼定叛逆之罪，可能觉得熊廷弼就是故意放弃关外四百里土地，形同叛逆。一句“岂忍使跋扈于囹圄之中，遗君父以大忧哉？”杀机尽露。对茅元仪鼓唆尽快杀熊廷弼的活动，孙承宗未必不知。

[1]熊廷弼.前经略书牍第三.与三镇守议事（庚申三月二十六日）//熊廷弼集.972.

[2]明史.卷243.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3]明史纪事本末.1434页

[4]明史纪事本末.1434-1435；并见于明熹宗实录.1066-1067，天启二年四月壬午。两个版本，文字略有不同，应该是不同的编写者根据各自需要对原文作了删减缩写。这里综合了《实录》与《补遗》两个版本，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一些文学抒情的句子，表述事实关键核心的段落句子，这两个版本是基本相同的

[5]茅元仪.督师纪略.卷一//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31.

[6]孙承宗.高阳集.卷十九尺牍上.答叶首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70册.462.

[7]李民宬.敬亭集.朝天录//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9册.514

[8]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378.

[9]茅元仪.督师纪略.卷九//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91

[10]同上

[11]茅元仪.督师纪略.卷九//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91

[12]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二十.赠南冡宰蓝石孙公应大司寇内召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86册.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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