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罕走廊的战略地位及唐前期与大食等在西域南道的角逐

瓦罕走廊的战略地位及唐前期与大食等在西域南道的角逐

李宗俊

瓦罕走廊连接着西域通向中亚、南亚各国的道路，战略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在大食东扩的背景下，该地区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波斯复国运动的总后台为唐朝，而吐火罗等国的向背，以及中亚诸小国来唐朝贡，背后是诸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怛逻斯战役是唐朝与大食为争夺中间地带的宗主权和势力范围而长期竞争、对峙的结果；唐朝册封的目的就是在明确宣示中亚诸国与唐朝的宗藩关系，激励、支持他们与大食对抗。唐朝葱岭镇的设置意义极大，不仅控制了瓦罕走廊的进出口，而且切断了吐蕃取道勃律道进入西域的通道。

关键词：唐代瓦罕走廊西域南道中亚诸国大食东扩

作者李宗俊，1970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邮编710062。

一、瓦罕走廊的历史地理概述

瓦罕走廊（WakhanCorridor），今又称阿富汗走廊，长约400公里。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与我国边境毗邻处，呈东西走向，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我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最宽处约75公里。这条通道因位处汉唐以来丝绸之路西域南道西端，为古代亚欧大陆上最重要的交通线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西域南道为汉朝以来最先开通的通西域之道，《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此后，经过数百年的东西交流与发展，到6世纪末隋朝经营西域之际，又发展成通西域的三条重要通道，所谓：“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陁，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这里，葱岭至护密国所在的区域即是今瓦罕走廊中西部一带，是为通向吐火罗故地及南亚的通道，位于西域南道的西端。

当然，途经瓦罕走廊所在的西域南道，也有其地理上的不足。该道途经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大都在4000米以上，属于高寒地区，而且夹于两座大山之间，十分险峻,法显《佛国记》和玄奘《大唐西域记》等均有真实的记述。然而，相较于去印度的西域北道和中道而言，该道不仅最为近便，而且于阗以西的沿途诸国本身很早就流传着佛教，食宿方便，比较安全，慧超多处记沿途诸国“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国人大敬信三宝”等语。所以历代高僧如法显、宋云、玄奘、慧超、义净、惠生、悟空等都曾取道于此。

《新唐书·地理志》载疏勒镇向西至葱岭瓦罕通道的路程曰：“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有宁弥故城，一曰达德力城，曰汗弥国，曰拘弥城。”葱岭守捉以西就进入护密国了，对于该国《新唐书·西域传》又记：“护蜜者……显庆时以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颉利发为刺史，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可见，瓦罕走廊为西域南道上的要塞，其中护密在瓦罕走廊中西部，把持着由唐安西四镇进入中亚吐火罗地区的通道。且越过瓦罕走廊的中段巴洛吉尔山口，向西南顺奇拉特尔河谷到达朅师（今巴基斯坦奇拉特尔），再南下即是迦毕试（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可至印度；东南则经坦驹岭（今达尔科特山口）达大小勃律（大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巴尔提斯坦一带，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一带），这段又是吐蕃进出西域的通道——勃律道。今天，中国政府在位于瓦罕走廊东口的明铁盖达坂设立“玄奘取经东归古道”纪念碑，该地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唐朝对瓦罕走廊及其周边的最初经营

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其实是隋朝对西域经营的继续和拓展。隋炀帝对西域的经略规划很早，其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曾至罽宾等国。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河右，打败吐谷浑，占有了伊吾，并一度臣服了高昌乃至西突厥及其役属诸国。至唐朝建立，高昌及其以西诸国，皆受西突厥所控制。西突厥强盛，其势力范围曾跨过乌浒河，控制着包括瓦罕走廊在内的西域通南亚通道。玄奘《大唐西域记》亦记“睹货逻国故地……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

唐初对于西域的政策还是非常谨慎的。贞观五年（631），当中亚的康国一度图谋向唐称臣之际，却遭到唐太宗的拒绝，其理由是：“缓急当同其忧”，即称臣意味着唐帝国要承担起对其保护的义务。张星烺先生在这则史料后注：“唐太宗时，康国等之请求内附者，畏新兴回教徒逼也。太宗却之，亦必深悉西域情形也。”其实，据新出《唐张弼墓志》记载：志主曾奉诏出使西域，“具禀圣规，乘轺迥鹜，历躬卅国，经途四万里。料地形之险易，觇兵力之雌雄。”张弼出使归来的时间是在贞观六年（632）。巧合的是，也正是该年，唐朝与西突厥确立了册封与朝贡的宗藩关系。这就充分说明，贞观五年唐朝表面上回绝了康国之请，实际上于次年就已经派人出使，开始密切观察形势，着手经营西域了。

贞观八年（634），唐朝应焉耆等西域小国的请求，派李靖等五路大军平定吐谷浑，随即控制了于阗以东的鄯善、且末地区，重新打开了西域南道。与之相呼应，史书记载，从贞观九年至贞观十一年间，西域诸国频繁向唐王朝朝贡，这其中就有于阗、疏勒、朱俱波、罽宾等西域南道上的数国。

贞观十三年（639）唐朝廷借故高昌不来朝贡，对其出兵。占领高昌之后，唐朝于西州设安西都护府，长期屯驻军队，以防御西突厥和确保对高昌旧地的永久占领。但龟兹、焉耆等绿洲诸国仍叛服无常，投靠西突厥对抗唐朝。而此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新崛起的大食已经开始进攻波斯本土，继637年的嘎底西战役之后，很快占领了波斯首府太西丰，641年又占领奈赫旺达城，波斯国王逃往呼罗珊的木鹿城。正是在此背景下，唐贞观十二年（638），波斯遣使者没似半向唐朝贡，贞观十七年（643），远在西亚、欧洲的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绿金精，下诏答赉。大食稍疆（强），遣大将军摩拽伐之，拂菻约和，遂臣属。”说明，在大食西进东扩之际，波斯与拂菻相继与大唐通好，就是旨在东西呼应联合，牵制大食，只不过很快波斯被占，拂菻被迫屈膝约合。两大国如此，其以东的中亚、西域小国，乃至势力较强的西突厥，对于大食的恐惧和压力之大已经不言而喻。最终，贞观二十年（646），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向唐朝求婚示好，太宗趁机向其提出以割让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而这五国都是西域天山南麓的国家，而且其中四国分布在西域南道，正说明唐朝也是应西域诸国之请继续西进，借机打通和控制丝绸之路南道。随之，在西突厥的屈服之下，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朝再次大规模出兵西域。战役结束以后，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至龟兹，并设置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个军镇。贞观二十二年（648）四月，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叶护率部投降，唐太宗“赐以鼓纛，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至此，唐朝开始控制了天山以南沿塔里木盆地的各绿洲国家，影响所及已达原西突厥役属下的诸多中亚国家和部族政权。

与之相呼应，贞观十四年之后与贞观二十三年（649）之后的几年时间，分别又为西域诸国前来唐朝贡的两个高峰。期间，除了波斯与粟特诸国外，又大多是西域南道的国家。另外，也正是在大食东扩，唐朝两次出兵经营西域期间，唐朝与印度开始官方交往，贞观十五年（641年），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遣使朝贡，贞观十七年至二十一年（643—647）唐太宗派遣李义表、王玄策出使天竺。此亦说明，唐朝与印度的最初邦交，也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深谋远虑，为当时的区域大国应对时局的东西互动，都是具有深层次的政治、军事原因的。总之，此时处在西域南道西端的葱岭堕婆登国、乌苌国、吐火罗国，乃至南亚的中天竺等国，均取道瓦罕走廊向唐朝贡示好，唐朝的声威远及葱岭以西、以南，丝绸之路南道至此被完全打开。

三、唐高宗朝与西突厥、大食对瓦罕走廊及其周边诸国的争夺

贞观二十三年，在唐朝经营西域方兴未艾之际，唐太宗驾崩，新即位的高宗惮于巨大的人力和经济压力，又急于稳定内部统治，放弃了直接经营四镇的原定计划，改为唐初以来的羁縻统治，结果导致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为首的西突厥的叛乱。为此，从永徽二年（651）七月起，唐朝被迫大规模出兵征讨阿史那贺鲁，战争历时七年。直至显庆三年（658），唐朝第三次出兵，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等发回纥、西突厥阿史那等兵分南北两道进军，生擒贺鲁，战争方告结束，西突厥再次降服，而原来受西突厥控制的中亚诸国随之接受了唐王朝的羁縻统治。

高宗显庆四年（659）九月，唐朝在丝路北道，“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随即唐朝在中亚粟特地区设置了康居都督府（康国）、大宛都督府（石国）等八个羁縻府州。

西域南道西端原为西突厥所役属的吐火罗地区，龙朔元年（661）唐王朝派王名远先后两次出使中亚，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于西域南道要冲——护密国设置的为鸟飞州都督府，“于护密多国摸逵城城置。领钵和州，以娑勒色诃城置”，其国王名沙钵罗颉利发，被任命为刺史。

显庆年间唐朝在中亚册封西域十六国，置立羁縻州府，自此，唐王朝成为该地区名副其实的宗主国，唐王朝在西域的军政防御体系以该地区为前哨，实际已经逾越葱岭。从此，葱岭以南原属西突厥的吐火罗地区，乌浒水（阿姆河）以北、药杀水（锡尔河）以南的地区，以及楚河流域及其以北的西突厥腹地，皆为唐朝军政声威所及的羁縻统治区。至此，唐朝与正在向东扩张的阿拉伯帝国冲突日渐明显，瓦罕走廊所处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正好处于这一争夺的前线。而唐朝与大食对该地区的争夺，由唐朝大力扶持下的波斯复国运动就是最好的反映。

627年，萨珊波斯帝国在与东罗马帝国的争夺中彻底失败，一直败退到首都太西丰，波斯王被部下所杀，次年新王库巴德二世与拜占庭签订城下之盟，将其征服之全部土地退还东罗马。此后又陷入内部的政治斗争，最终无法抵挡来自大食的进攻，至迟651年已经灭亡。史称：（永徽）五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王伊嗣侯为大食兵所杀，伊嗣侯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寻而大食兵退，吐火罗遣兵援立之而还”。

那么此时大食退兵与令波斯得以苟延残喘而暂时复国的原因何在呢？原来，自656年，大食内部发生了争夺哈里发地位的纠纷，阿里继立，随后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起兵声讨阿里，直到661年取得胜利，在大马士革建立了倭马亚王朝。这几年间阿拉伯帝国由于内斗，“因Ali与Mouawia之相争，大食国侵略之进步为之一阻”，暂缓了在中亚扩张的步伐。这样，大食的内讧给唐朝实现对中亚的羁縻控制提供了机遇，而唐朝也正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把势力扩及中亚。

巧合的是，就在灭波斯的这一年，大食与唐朝取得了外交联系，唐高宗永徽二年,大食国(阿拉伯帝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与唐朝通好。显然，大食在灭波斯的前后，为了取得唐朝政府的谅解而通好。而更巧合的是，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的叛唐，也是发生在永徽二年。很有可能大食在灭波斯的过程中也是勾结或取得了波斯的宿敌——西突厥贵族的呼应。最终必然会激起唐朝对于大食的戒备和不满，在平息叛军之后，不仅要接管西突厥旧地，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阻止大食东扩的防卫体系。

总之，唐朝在平息阿史那贺鲁以后，凭借其战胜之声威，轻而易举就从原西突厥手中接管了瓦罕走廊及其以西的吐火罗地区，并很快得到中亚诸国旧贵族的支持和拥戴。其中的原因，应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岭外诸国主动来归实乃请求得到唐朝的政治保护。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继龙朔元年（661），唐朝命王名远册封波斯国王卑路斯(Pirūz)为波斯都督之后，龙朔二年（662）正月，唐廷进而册封卑路斯为波斯王，实乃更为有效的激励或利用以波斯为首的当地势力抵御大食向东扩张。该时期包括瓦罕走廊在内的葱岭两侧通向印度、中亚的道路完全处在唐朝的有效管控之下。只是好景不长，马上就要有新的势力来对该地区展开新一轮争夺。

史书记载，龙朔二年，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期间处置失当，妄杀无辜，西突厥余部鼠尼施、拔塞干两部亡走，“海政与继往绝追讨之，平之。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这条史料是吐蕃开始插手西域的一个明确记载。吐蕃势力介入西域南道，使得该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直接导致了瓦罕走廊——唐朝由西域南道到达吐火罗的通道被切断，极大地阻碍了唐朝对于吐火罗诸国的控制和对于波斯复国运动的支援，很快唐朝设置的波斯都督府的首府疾陵城，也就是波斯复国势力在其本土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丢失，波斯复国势力只能退到吐火罗境，不久大食军队渡过乌浒河，大破吐火罗。乾封二年（667），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也死去，有学者指出，他的死与卑路斯奔唐有内在的联系。而此后唐也在与大食、吐蕃的角逐中一度败退，甚至一度丢掉了安西四镇。卑路斯在故国沦丧以后一步步败退、避难，直至唐上元二年（675）跑到长安而终老于唐。期间唐朝廷也给予其优待，为他在长安建波斯寺。

四、吐蕃介入西域后瓦罕走廊东西两侧的风云局势

龙朔二年吐蕃进入西域南道，至麟德二年被崔知辩击败以后，咸亨元年（670），吐蕃再次大规模进入西域，史载是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另有史载：“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说明吐蕃仍然是从西域南道瓦罕走廊东西两侧为突破，进攻唐朝安西四镇的。

在唐蕃关系再次恶化之后，唐朝先是向陇右河源出兵，以缓解吐蕃对西域的军事压力，结果爆发了著名的大非川战役，唐军大败。在这种青海战场大败，疏勒已降，西域诸镇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为扭转西域局势，唐廷经过重新部署，于咸亨四年（673）“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俱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随后，于阗、龟茲、疏勒、焉耆分别于上元元年（674）和上元二年（675）再次弃蕃归唐，这次是唐朝二次重置了安西四镇。

仪凤元年（676）至调露元年（679），西突厥余部再次与吐蕃连兵犯唐安西四镇，安西四镇二次丢失。为此，裴行俭于调露元年乘吐蕃为先赞普发丧之际，以册立波斯质子为波斯王之名，长途奔袭，智擒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同年史载，“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唐朝又暂时恢复对四镇的统治。裴行俭擒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献俘归朝后，留副使、检校安西都护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唐朝这次以碎叶代替焉耆为四镇之一十分关键，即标明唐对西突厥由原来的羁縻控制变为了直接驻军镇抚。唐朝直接控制的疆域至此明确扩展至西突厥腹地楚河（碎叶水）流域。正如张广达先生言：“确定碎叶的位置将无可辩驳的证明：早在唐代中国政府已在碎叶设镇，推行政令到伊塞克湖以西直到怛逻斯地区”。

仪凤三年（678），裴行俭作为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护送卑路斯之子泥涅师西返，一直将泥涅师安全护送至吐火罗。对于此事史书记载缺漏不一，阿斯塔那191号墓出土文书《永隆元年（680）军团牒为记注所属卫士征镇样人及勋官签符诸色事》（73TAM191）中多处明确记载有“送波斯王样人某某”、“往安西镇”、“调露二年七月□□西镇”、“永隆元年十月日队副孙正”等语，据此姜伯勤先生考定认为泥涅师到吐火罗的时间是调露元年九月至永隆元年，该年（680）仍在护送途中，应该为是。但姜先生还认为，“在此以后，他被从碎叶护送往吐火罗”。可是，关于泥涅师等人的入吐火罗路线，在另一份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75TKM103）中也有反映：

从咸亨三年简点蒙补旅帅已来，至四年中，从果毅薛逖入疏勒，经余三年以上。

仪凤二年差从行护密

其中提到“入疏勒”、“行护密”等语，荣新江先生对这份文书研究后言，泥涅师回国的路线即是通过护密国返回的。泥涅师等人应该是在跟随裴行俭的大军向西北进入碎叶奇袭成功，四镇渐次收复以后，被派兵护送南下至疏勒，再转至吐火罗。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自西州西出以后，随即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往西北奇袭碎叶，小部“波斯军”西南行而至疏勒。

波斯王子泥涅师到达吐火罗以后，应该是随即掀起了新一轮反抗大食的运动高潮。对此，史书相关记载就是佐证，“调露元年（679）十月，康国、拔汗那、护密国各遣使朝贡。永隆二年（681）二年五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各遣使献马及方物”；开耀元年（681年），“吐火罗献金衣一领，上不受”。这两三年间，吐火罗地区一直有使者前来朝贡。朝贡应该不是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争取唐朝的继续支持且与之互通声气。可见，波斯复国运动的总后台就是唐朝，而吐火罗等国的向背，背后就是两大国的博弈，诸小国朝贡的实质就是为抵抗大食而求援于唐。

然而，调露元年（679）唐四镇复置以后，永淳元年（682）春二月，西突厥再次反唐，阿史那车薄“首唱寇兵，群蕃响应”，“西突厥阿史那车簿帅十姓反”。这次西突厥反叛规模巨大，但唐安西都护王方翼及时出兵，“既而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面，大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之后，随着东突厥复兴，吐蕃乘机与突厥各部联兵再犯西域，而此时唐朝廷高宗驾崩，武则天为铲除异己而大肆革命，无暇西顾，最终于垂拱二年至三年之间（686—687）又被迫放弃了四镇，此为唐朝第三次放弃四镇。

唐安西四镇第三次被迫放弃以后，随即武则天在垂拱三年（687），就计划派遣韦待价将兵击吐蕃，但这次出兵以失利告终。有迹象显示，后东突厥骨笃禄政权此时亦进兵西域，与吐蕃连兵控制了西突厥诸部。长寿元年（692）武周政权经过周密策划，任命一度没蕃、谙熟蕃情的将领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与原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忠节联兵，大破阿史那俀子，吐蕃钦陵赞婆统兵来救，复为所败，“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镇”。延载元年（694）吐蕃与突厥阿史那绥子再次联兵犯西域，又遭惨败。这次为唐四镇的四次重置，“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唐朝牢固控制了包括瓦罕走廊及其以东的西域南道。

五、开天之际唐与突骑施、吐蕃、大食在瓦罕走廊及其周边的

激烈角逐

长寿元年（692）王孝杰克复了安西四镇，但之后随着东突厥复兴，突骑施兴起，大食东扩，西域局势再趋复杂。唐开元、天宝年间，在瓦罕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展开争夺的主要势力有：

其一，唐与突骑施。突骑施为西突厥一部，自从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以后，突骑施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其首领乌质勒早在圣历年间（698—699），已经将牙帐移到了碎叶，武则天授其为瑶池都督。中宗神龙二年（706）乌质勒死，其子娑葛代立，突骑施实际已经取代了阿史那氏部在西突厥的地位，作为唐朝藩属，实际控制了西突厥旧地。

开元初年，因突骑施内讧，东突厥默啜乘机西侵，娑葛大败被擒。默啜撤兵之后，娑葛部将苏禄鸠集余众，自立为可汗，并很快发展至统军二十万，唐朝被迫授以苏禄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不久，势力渐已坐大的苏禄，不满于唐朝的羁縻统治，开元五年，勾结大食、吐蕃，谋攻取四镇，兵围钵换城和大石城。唐朝被迫与苏禄妥协，开元六年加封苏禄顺国公，开元七年册拜苏禄为忠顺可汗。同年唐廷答应了苏禄进驻碎叶的请求，而以焉耆代碎叶充四镇，实际控制了原西突厥旧地。在这之后，唐嫁金河公主给苏禄，而苏禄在藩属唐朝的同时，“潜又遣使南通吐蕃，东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与苏禄。既以三国女为可顿，又分立数子为叶护”，而且积极控制瓦罕走廊及其以西的吐火罗诸国。但突骑施苏禄在维持西突厥的安定，抵御大食东扩的过程中，对唐朝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

其二，唐朝与吐蕃。前文提到，692年武则天重用王孝杰一举克复四镇，用汉兵三万人镇守，吐蕃经于阗道和经石城镇、播仙镇道基本被切断，此后吐蕃重点经营第三条通道，即途经瓦罕走廊的勃律道。

久视元年（700），吐蕃与阿史那俀子在拔汗那的导引下，绕道葱岭攻击唐军，目的是绕开唐朝在西域四镇的防守，与西突厥余部联合，直接威逼唐朝北庭都护府。吐蕃试图绕道中亚，自然与此时已扩张到中亚河中地区的大食有了联系。开元三年（715年），拔汗那之战的爆发，即是双方合作的一次尝试。该年，“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拔汗那王奔安西求救于北庭都护张孝嵩。唐军及时出兵，平定了拔汗那阿了达叛乱，“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勒石记功而还。”拔汗那位处今费尔干纳盆地，说明吐蕃军曾穿瓦罕地区后一度向北至河中地区，但毕竟吐蕃与拔汗那悬隔太远，在唐朝出兵以后，新扶植的政权很快瓦解，吐蕃企图绕道中亚河中地区再东向侵唐的计划破灭。从此，唐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又主要为对通西域要塞——大、小勃律的争夺。

大、小勃律位处吐蕃取道葱岭以南的播密川（今帕米尔）向东经朅盘陀（今塔什库尔干），再东向于阗或北上疏勒的道上，今属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此二国原本为一国，后来因为吐蕃的进攻才导致了勃律国的分裂。小勃律在大勃律之东北，史书有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勃律国大首领来朝的记载；开元五年(717)又记：“五月,册命勃律国王苏弗舍利支离泥为勃律王”；开元八年(720)又有记：“六月,遣册勃律国王苏麟陋逸之为勃律国王”。《新唐书·西域传》记：“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苌……万岁通天逮开元时，三遣使者朝。故册其君苏弗舍利支离泥为王。死，又册苏麟陁逸之为嗣王。凡再遣大酋领贡方物。”这些应该都是大勃律国的传承。

对于小勃律国，《新唐书·西域传》记：“开元初,王没谨忙来朝,玄宗以儿子畜之,以其地为绥远军,国迫于吐蕃，数为所困，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久之，吐蕃夺其九城”。正是因为勃律地位的重要，开元初，玄宗以小勃律国置绥远军。

至开元十年（722），吐蕃再次向小勃律发起了进攻，说明先前已再次吞并了大勃律。当吐蕃攻克小勃律九城之后，其王没谨忙向北庭节度使张嵩求救，且言：“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随即，“北庭节度使张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锐兵四千倍道往，没谨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复九城。诏册为小勃律王；遣大首领察卓那斯摩没胜入谢”。这一次，唐朝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果断出兵，与小勃律彼此配合，击退了吐蕃，打破了其取道小勃律西进的图谋。自此大勃律再次受吐蕃控制，而小勃律亲唐继续扼守着吐蕃西进的要道。这种对峙，直至开元十五年慧超经行其地依然未变。

应该就在此时，唐朝廷在由葱岭通往疏勒的要道朅盘陀（塔什库尔干地区）置立了葱岭守捉，派兵戍守。慧超有记曰：“又从护密国东行十五日过播蜜川，即是葱岭镇。此即属汉，兵马见今镇押”。唐在朅盘陀设置葱岭守捉，史书称为安西都护府直辖的最西边界，所谓：“安西极边戍也”。而此镇的设置意义极大。因它位处瓦罕走廊东端出口与吐蕃勃律道的出口交汇之处，于此设镇，不仅控制了瓦罕走廊的进出口，而且控制了吐蕃取道勃律道进入西域的通道。

其三，唐与大食。我们提到，高宗时唐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州，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阻遏大食的扩张。大食自东扩灭波斯萨珊以来，674年占领今喀布尔，开始越过乌浒水（今阿姆河），威逼河中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城，与唐在西域的势力相接。但据研究，在八世纪初，大食将军屈底波担任呼罗珊总督（704—715）之前，大食对于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进攻主要限于掠夺性的远征。只是在屈底波担任呼罗珊总督期间，大食军队才真正开始对河中地区以至锡尔河以北地区的征服活动。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也记载了这次征服：“巴希利部族的人说:‘突厥人以20万之众抵抗穆斯林，为首的是中国国王的外甥库尔·穆加努·突尔墓。真主使穆斯林最终战胜了他们。’”另有学者言：“本来唐与大食的势力分野乃以乌浒水(阿姆河)为界，至此人主政时(相当于我国中宗在位时期)已改以药杀水(锡尔河)为界了。”

其实，对于该时期大食的东扩及与唐朝的争夺对抗，汉文典籍是有丰富的资料可以佐证的。《册府元龟》就保留了大量关于该时期中亚诸国遭到大食侵逼和繁重赋税的压榨而被迫请求唐朝出兵帮助的奏表和随之唐朝册封诸国国王文。而且在这些奏表中，如安国国王称：“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伏望天恩处分，今免臣国征税，臣等即得长守把大国西门”；吐火罗叶护上表亦言：“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可见，处在大食与唐朝之间的中亚诸国，曾经就是唐朝的藩属，而且双方都明确他们的使命，其中之一就是为唐朝防守西门，与大食对抗。而随之唐朝对他们频繁册封，支持和声援的态度至为明显，只不过一度时间唐朝畏于战争的升级和事态的扩大而尚未直接出兵。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各方势力在瓦罕走廊地区的争夺情况怎样呢？前文提到，经拔汗那、拨换城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唐军遏制了吐蕃绕道中亚攻唐的企图；加之该时期唐朝册封苏禄为突骑施可汗，引导突骑施兵锋西向，对抗大食，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唐在中亚地区再一次树立了声威，由此引发了开元八年左右中亚诸国纷纷倒向唐廷的一次高潮。开元八年（720），“三月，封护密国罗施伊具骨咄禄多勒莫贺咄达靡萨尔为护密王，赐紫袍、金带七事，并杂䌽五十匹。四月，遣使册立乌长国、骨咄国王、俱立国王，并降册文，皆赐䌽二百段。三国在安西之西，与大食邻境，大食煽诱为虐，俱守节不从，潜布款诚于朝廷，帝深嘉之”。在这里，受到唐朝册封的首先就是扼守瓦罕走廊咽喉的护密国国王，另外该年得到唐朝遣使册立的尚有乌长国、骨咄国王、俱立国王，而且明言大食煽诱三小国，都是在针对大唐，而唐朝也是心知肚明，针锋相对。该时期唐朝还册封了大勃律王、箇失密王、罽宾王、南天竺王等。而唐朝之所以册封他们的原因很清楚，就是他们位处唐朝与大食争锋对抗的西域南道前线，还是在进一步明确宣示上述诸国与唐朝的宗藩关系，进一步激励、支持他们继续与大食对抗。但很快大食的东进似乎又进了很大一步，这一事实根据慧超行记可知，至迟在开元十五年，护密国一度被大食控制，处于半独立的状态，除了军事上受大食监管外，每年还向大食贡献繁重的赋税，仅仅保留着一个傀儡国王及本国独立的宗教——佛教。另外，慧超的行纪中还记到吐火罗国首都：“名为缚底那，见今大食兵马在彼镇压，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特山住，见属大食所管。”又记载粟特地区昭武九姓国：“虽各有王，并属大食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不能自护。”可见当时大食东扩较前又大大向东推进了一步，唐朝在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在中亚设置的大部分羁縻州府已经被大食占领或控制。此时，双方的矛盾应该是更为尖锐和激烈。

慧超回国后不久，护密局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史载：“（开元）十六年与米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明年大酋乌鹘达干复朝，王死，册其从弟护真檀嗣王。”而《册府元龟》记为：“（开元十六年）四月，己巳，护密国王遣米国大首领米忽汗来朝，且献方物。授将军，赐紫袍、金带，放还戎”。两处记载略有不同，应该是开元十六年护密已经派其大臣乌鹘达干与米国使臣一道来唐，次年乌鹘达干再次来唐，并向唐朝汇报了其王已死的消息，随即唐朝册立已死国王堂弟护真檀即位。

随后，开元十八年（730），史书又载：十月“甲寅，护密王罗真檀来朝，献方物，赐帛兼袍、银钿带，留宿卫”。按此罗真檀和上段引《新唐书》之护真檀应指同一人。后又载：“（开元）二十年九月，护密王发卒，封其弟护真檀为护密国王。”又有史载：开元二十一年（733），“九月，丙子，护密国真檀来朝。宴于内殿，授左金吾卫将军员外赐紫袍、带、鱼袋等七事及帛百匹，放还蕃。”若十八年罗真檀已为护密王，那此处之“发”所指何人？为何在这两年间会同时出现两个护密国王呢？《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七中保留有关于护密国的两份敕书，均为张九龄起草，其中第二份《敕护密国王书》与另一篇名为《敕识匿国王书》向我们透露了罗真檀来朝的背景及随后的局势。识匿国是在护密国以北、葱岭之中，为“相为唇齿”的与国。联系到上引开元十五年左右慧超经过时所看到该国已被大食占领的情景，应该是大约在开元十七年护密国王已死，随即护密国内形成了依附大食的一派和倾向唐朝的一派，先是由发匐即位，发匐为一个依附大食而反对向唐朝贡者，并阻挠商旅与唐往来。于是，唐朝在开元十八年又册立了亲唐的罗真檀为护密国王，并留在京宿卫。后在唐朝与识匿等国的合力之下，发匐被驱除或诛灭，诸国受到唐朝褒奖。发匐被除以后，由唐朝册立的罗真檀才得以回国即位。显然，在唐朝支持之下，一度时间又赶走了大食在护密的势力，国家由亲唐的罗真檀执政。另外，护密当时除了遭受大食的侵逼之外，还遭受突骑施的频频骚扰，其境内的瓦罕走廊不时被阻断，所以在遣罗真檀回国即位之际，唐朝廷一再叮嘱他加强对突骑施的防范，见机行事，与安西都护王斛斯协商配合，共同御敌。可见此时扼守瓦罕走廊的护密局势颇为动荡。

突骑施苏禄在藩属唐朝的同时，暗地里仍在图谋摆脱唐朝控制。可是，突骑施苏禄的强势崛起，又无形之中成为了抵御大食东扩的强劲力量，对唐朝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开元十二年(723)，突骑施苏禄在锡尔河抵御大食人倭亚马王朝东扩的战斗中大胜。随即，开元十七至十八年(729一730)，苏禄在安国、康国取得胜利，配合粟特起义，将大食军从阿姆河以东一扫而去。开元十八年(730)在康国南夏乌塔尔山，大食军再次大败，一万二千兵士仅剩下一千人。在突骑施苏禄政权的援助下，开元二十二年(736)，粟特诸国从大食人控制下独立。而护密在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局势发生巨变，罗真檀得以回国即位应该也是与此背景有关。

但随着苏禄势力渐大，他对护密等国的骚扰越来越多，与唐朝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在与唐朝的绢马贸易中，双方摩擦逐渐升级，早在开元十五年史书记载，该年（九月）“闰月庚子，突骑施苏禄、吐蕃赞普围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走之”。最终，开元二十二年，突骑施苏禄政权再次借口刘涣事件，公然兴兵相向，进攻唐安西四镇。最终，唐朝不惜一切代价，一度竟联合大食夹攻突骑施，结果开元二十六年苏禄被部下莫贺达干所杀，苏禄之子吐火仙继为可汗，开元二十七年盖嘉运擒苏禄之子吐火仙，献俘于京师，这场战争方结束。

唐朝铲除了突骑施，结果与大食的冲突再次突显。本来，唐朝出兵平定了反唐的苏禄余部，原突骑施各部及中亚诸国纷纷向唐廷上表，请求“将部落于安西管内安置，永作边犴，长为臣子”。但此时大食对河中地区及锡尔河以北的攻势日渐加强。开元二十九年（741），石国国王伊吐屯屈勒遣使上表唐玄宗，希望唐朝向大食开战，“今突厥已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莫逾突厥……发兵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随后虽然唐朝未出兵，但自天宝三载以后对突骑施、曹国、米国、康国等首领或国王又进行了册封。这其实是在突骑施苏禄政权被消灭以后，在大食大肆东扩的背景下，唐朝对该地区宗藩关系的再次宣示和重申明确。

对于该时期唐朝与大食的关系，法国学者张日铭言：“居住在边境的游牧人，乃中国的劲敌。他们被肥沃的土地吸引而来，并进行劫掠。西海的大食，从来都不是唐的敌人。但唐为了维护其在西域的威望，不得不救援为大食所征服的国家。此乃问题的核心所在。”事实并非如此，一来二者中间多数时间都隔着中亚诸小国或突骑施，直接接触的时间本来不长；二来二者毕竟皆为当时的大国，彼此不敢轻易发动对对方的直接攻击。但双方在该地区势力范围的竞争与对峙时间很长，唐朝亦绝非仅为其威望而已。开元十五年慧超途径中亚时，河中地区许多原藩属于唐朝的国家已经为大食所占又是明证。最终，怛逻斯战役的爆发，标明双方直接的军事冲突已经是不可避免。

对于这场战争，史书记载，天宝十载（750）正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向朝廷“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可见当时的局势仍然是大食、吐蕃结盟，时而联合突骑施余部，挑拨和策动粟特地区的唐朝藩属诸国一起反唐。这次石国国王被俘以后，史书记载：“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欲共攻四镇”。在此情况下，高仙芝随即“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这就是史书对于怛逻斯战役的简单记述。对于这场战争，从表面来看，似乎正如学术界一度认为的只是一场遭遇战，对西域形势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如有学者认为是时任唐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黩武主义所导致。但综合深入研究后就会发现，高仙芝之所以亲率大军深入大食发起进攻，就是因为大食正是唆使石国等反叛唐朝的总后台。前引石国国王给唐玄宗上表说得十分清楚，所谓：“发兵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所以，这是一场自突骑施苏禄政权灭亡后，唐与大食对垒交锋的直接结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战争以后，大食并未因此继续东扩进攻唐境，其原因应该是双方毕竟皆为当时的军事强国，均不敢轻易扩大事态，再说双方边界防守严密，如唐朝西北面的碎叶城、西南扼守瓦罕走廊的葱岭戍等皆为难以逾越的关隘。所以这场战争之后，双方基本继续维持了原来的实际控制区，唐朝仍然保持着对锡尔河以北乃至河中地区，以及西域南道吐火罗诸国的强烈影响。

那么怛逻斯战役前后，唐朝与吐蕃之间关系如何呢？前文提到，吐蕃在开元十年（722）为唐将张孝嵩所败，取道小勃律西进的计划流产，加之唐朝又在附近设葱岭守捉，一时西进无望，只好暂时战略东移。开元二十四年（736）唐将崔希逸背盟袭扰吐蕃，吐蕃看东进受阻，只好再次恩威并用，经营小勃律，图谋西域。此时为小勃律第四代王苏失利之在位时。敦煌藏文文书《大事纪年》载：“及至牛年（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公元737年）：论·结桑龙（东）则布引兵至小勃律国。冬，赞普牙帐居于札玛，小勃律王降。前来致礼，唐廷使者王内侍前来致礼。是年，唐廷败盟（灭小勃律），是为一年。”“唐廷败盟”被吐蕃作为这年的标志性事件做了记载，足见吐蕃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以及他们长期以来对于这条通道的渴望。小勃律国一度被突骑施和吐蕃先后控制后，随之唐朝又夺回了小勃律并极力笼络，开元十九年四月还颁发了《册命小勃律国王难泥为其国王文》。但其后吐蕃《大事纪年》却记载“及至龙年（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公元740年）：嫁王姐墀玛类与小勃律王为妻。”可见吐蕃笼络小勃律的力度更大，也许随后便牢固控制了小勃律，《新唐书·西域传》记苏失利之“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

小勃律投向吐蕃一边，为切断吐蕃进入西域的勃律道，唐朝只好继续经略护密。史书有记：天宝元年（742）九月，“护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颉吉里匐遣使请降”。通过与他书比对可知，此记载中的“其王”后应脱一“子”字，当时的国王应还是罗真檀。史籍保留有天宝元年九月唐廷颁赐护密国王子颉吉里匐铁券文，此不赘。这篇铁券文透漏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在737年吐蕃占领小勃律以后，护密亦被迫归附了吐蕃。自然是吐蕃打通小勃律后，重新控制了进入瓦罕走廊的大门，随时长驱直入进据瓦罕，这对于护密的威胁，较之大食的“煽诱为虐”的情形要直接和严重得多。于是在“近阻强邻，被制凶威”的急迫形势之下，罗真檀父子只能暂时选择屈服。然而，这仅是其“有乖夙志”的权宜之计，罗真檀对于唐朝的衷心没变，不久之后，他便派自己的王子颉吉里匐作为使臣兼质子到长安，请求脱离吐蕃重新与唐修好，在“唐之西门”沦于敌手、唐军在此地屡次用兵均未有起色的关键时刻，护密国的重新归附无疑意义深远，于是玄宗颁赐其以铁券，给予了高规格的表彰。

最终，在护密等亲唐力量的配合下，天宝六载（747），高仙芝率唐军出奇制胜，一举平定小勃律，生擒了小勃律王和王后，随之唐在小勃律设置归仁军。这次战争又一次沉重打击了吐蕃，唐廷终于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于是，“（天宝）八载，真檀来朝，请宿卫，诏可。授右武卫将军，久乃遣。又遣首领朝贡”。护密国王罗真檀再次来到长安，但这次是作为击破吐蕃的功臣前来，自然受到了唐廷的表彰和空前优待，也可见在唐朝控制该地区及其邻近的大小勃律的过程中，护密国所在的瓦罕走廊战略位置之重要。

安史之乱后，乾元元年（758）护密国还两次来唐朝贡，尤其第二次，为该年七月，“护密国王纥设伊俱鼻施来朝，帝嘉之。赐姓李，改名崇信”。另有史记载，该年七月，吐火罗“与西域九国遣兵助国讨逆，肃宗令赴朔方行营。”可见，直至安史之乱以后，护密、吐火罗等国仍然心向大唐，不仅朝贡声援，而且九国直接出兵，协助唐朝平定叛乱。但此后，唐朝已经无暇西顾，吐蕃乘机西进，逐步取代唐朝一度控制了瓦罕走廊及其附近地区。但该地区继续为各大势力角逐的一中心，仍然在阻止大食东进中发挥着作用。

（该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文字有改动，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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